接连的负面消息、高管团队的不稳定都造成北京农商行发展受限。而紧随重庆农商行，上海农商行也有望在资产规模上反超《投资时报》研究员 金丽
随着“独狼”斯蒂芬·马布里以41高龄在去年2月宣布退役，北京农商行男篮也失去了它最富号召力的明星。当然，即使拥有这位中国球迷口中的“马政委”时，这支CBA新军也没打入过季后赛。
这一点多少具有一些象征性意义。北京农商行也曾经是中国农村金融系统中一颗闪耀明星——诞生于2005年的全国首家省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，资产规模一度位居农商行体系老大。然而就像关于马布里的争议始终不断，就像他在职业生涯末期已不可能频频施展crossover过人上篮绝技，成名已久甚至拥有北京地区最多营业网点的北京农商行在过去13年内亦招惹了多次负面事件，而眼看着张家港行（002839.SZ）等一干小弟纷纷跻身资本市场，这位昔日龙头却始终徘徊在A股大门之外。
数据显示，目前已有意实现H+A两地上市的重庆农商行（3618.HK）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越北京农商行，同时上海农商行也正紧咬跟进，京沪两家同系统同行的差距已经相差无几。至于同属一线城市阵营的广州和深圳，两家市属农商行亦有意通过上市超速发展。在此背景下，北京农商行的沉默则显得意味深长。
行长缺席两年终到岗
近年来，几乎是家银行就会大张旗鼓为上市造势，尤其是在若干家城商行和农商行成功达阵的范本带动下，未上市银行前赴后继祭出IPO方案。尽管潮流涌动，但体量曾经是农商行体系第一的北京农商行，却格外安静。
在日常新闻报道中，北京农商行的关注度同样远低于同类型的银行，当然篮球迷例外。该行自2016年开始在CBA（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）重金冠名，并邀请马布里加盟，同时发行了以后者为主题的信用卡。由于这位崛起于纽约街头的前NBA球星想在北京同城另一家俱乐部退役的心愿遭到拒绝，来自北京农商行的合同被广泛认为“富有人情味”。
不过，就是这样一家凭借篮球寻求美誉度的银行，其行长一职却空缺两年，直到最近才尘埃落定。
2018年12月，北京银保监局正式核准批复现任北京农商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付东升为北京农商行行长的任职资格。
涉及付东升的提名发生在去年7月。北京市委组织部是时发布干部任前公示，付东升拟任北京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，拟提名为北京农商银行董事、行长人选（行长职务试用期一年）。但此次提名时间距离该行行长空缺也已相距一年半。2017年1月，北京农商行原行长张健华赴任华夏银行（600015.SH）行长，随着张的离任，北京农商行行长随即空挡。
历史总在轮回。事实上，张健华在2015年从央行系统履职北京农商行行长时，彼时北京农商行行长一职同样空缺了两年。据悉，在张健华到任前，该行行长一职自2013年10月起一直由董事长王金山兼任。
北京农商行官网显示，付东升自参加金融工作以来，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计划处、银行处、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处处长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银行监管一处处长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，北京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等职务。仅从履历看，付东升具备丰富的银行从业经历。
随着付东升任命的落地，北京农商行的经营管理班子团队已经完备。虽然来自北京农商行层面IPO的信息依旧寥寥，但外界对其IPO进展至少又有了某种期望。
历史遗留众多新问题不断
实现上市对一家银行的影响毋庸置疑，但有意味的是，北京农商行对此却讳莫如深。市场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或与其过往动荡甚至惨痛的经历有极大关系。
北京农商行前身是北京农村信用合作社，包含了14家区县联社和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营业部。后经批准，于2005年以原农信社发起设立方式改制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。
成立初期，凭借较同类型企业先进的制度及所处地理位置优势，北京农商行颇为意气风发，并一举创下资产规模最大农村商业银行、资产回报率最高农村商业银行等纪录。有资料表明，其资产总额一度占全国整个农村商业银行系统的近1/3。
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，北京农商行很快就遭遇资产损失、金融诈骗、高管受贿等恶性事件的打击。
2009年，北京农商行在披露2008年年报时自报“家丑”，称29.93亿元资产“可能发生的损失尚未确定”。其所聘用的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也开出罕见“保留意见”的审计报告。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包括：待处理抵债资产期末余额中约有21.93亿元的资产尚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；此外还包括原海淀农村信用社存放于原海淀农村合作基金会款项1.62亿元无法计算损失。该款项系原海淀农村信用社1998年12月在海淀乡农村合作基金会存入的15400万元，期限为一年，及1994年4月在海淀乡农村合作基金会存入的800万元，期限为3个月。到期后，海淀乡农村合作基金会一直未归还，而该基金会已解散；原朝阳等区县农村信用社存放于相关证券公司、投资公司的国债投资合计约6.38亿元同样无法计算损失。
祸不单行，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，同年2月底，该行商务中心支行又曝出“惊天大案”。
2009年2月底，该行商务中心支行曝出按揭诈骗窝案，事涉8名行长和经理，分别涉嫌贷款诈骗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8项罪名，涉及金额高达7.08亿元。2012年该案件终审结束，相关人员量刑从有期徒刑6年至无期徒刑不等。
受该案件影响，该行原行长金维虹、原副行长姜朝2009年5月双双被停职。
遭遇打击后的北京农商行在系列战略规划中提出，2009-2012年，是积极化解历史问题、推动业务发展的时期。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，北京农商行首次提出上市需求。但其后该行却很少提及，仅在2015年的董事会工作计划中提到“要以IPO工作为主线，深入推进资产确权、股份清理等基础工作，深入研究IPO路径，积极准备IPO相关事宜。”
其最近一次披露有关上市情况的信息还是在2017年年报中，但仅显示“按照上市标准，推进股权管理相关工作，强化股份业务管理，保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”，“依据监管新规、结合上市标准、借鉴同业惯例，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系统修订，进一步规范、优化了股东大会表决、关联事项审议、董事辞任等程序”，以及“组织监事赴同业就监事会运行、上市工作等进行了交流学习，加强了与同业的沟通联系”等内容。
而其间，该行高管层面再曝负面。2014年，北京农商行原副行长司伟被下属举报。经审理发现，2007年至2013年，司伟在担任北京农商行副行长和总行营业部负责人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贿赂600余万元。司伟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2年。
根据IPO规则，高管发生重大变动，三年内不得上市。
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，北京农商行总资产达8575.7亿元，在全国农商银行中排名第二，负债总额达8081.5亿元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55.54亿元，保持较快增长；该行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情况同时优于监管标准。
然而，迟迟难以实现上市的北京农商行已被重庆农商行超越，后者去年三季度末的总资产为9152.59亿元；同时上海农商行也在迎头赶上，两家资产规模已相差不大，超越或是迟早的事情。
市场人士表示，对于刚刚落位的付东升而言，未来将面临不小挑战。